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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壁的中国

    当你翻到本页时,相信你的眼光一定会在这里长久停留。这里的人你一定见过,当你急匆匆走过地下铁的通道,当你到某个政府办公楼去办事,也许某个角落就有他们的身影,他们在你不经意的余光里,在你匆匆的惊诧里。
      他们是长久哀怨、悲愤的一群人,他们因某一意外而改变了人生轨迹,奔波于故乡和大都市,顽强地追逐一个说法、一个公正的梦想。他们是固执而又乐观的人群,他们日复一日地失望,年复一年地坚持,始终坚守着我们民族几千年来对“青天”和“人间自有公道”的一线信仰。
      也许10年后,或者20年后,他们将悄悄从我们身边消失,然后,不在历史中留下任何痕迹,甚至有一天,我们不会记得还存在“上/访”这个词。
      历史永远是主流人群的记忆。而上/访者无疑是这个社会最彻底的失败者,他们踏上漫漫路,便被从泥土中连根拔出,他们辗转于陌生的城市,在命运的泥水中被抽打。苦难、委屈和仇恨是他们的动力,而韧性往往只是增加他们的挫败和悲苦。
      每个在肉体和精神的苦难中挣扎的上/访者,都不会参与历史的叙事,他们的故事和心愿无法形诸文字进入我们的视野,不会成为文献而进入历史。虽然,他们对任何愿意倾听的人絮絮叨叨,对任何表示同情的人都寄以无限信任。
      可我们很忙。
      我们需要知道每个成功者的坚辛与光荣,我们需要关心每个公众人物的怪癖和爱好,在一个渴望成功的年代,我们热心关注的一切,历史最终都会慷慨地预留足够的篇幅。如果有一天,我们忘记了上/访者这个群体的存在,也许真就意味着他们不曾在世界上存在过。
      他们离我们很远,与我们的生活没有交集,看到这一页的每个读者,直系亲属中应该都不会有上/访者吧。他们离我们很近,我们每个人的故乡都有这样的人在上路,我们生活的每个都市,都不难看到他们的身影。我们打拼奋斗在中国的光明处,他们挣扎在时代的溃疡里。
      有人说,他们是中国高速成长背后的代价和牺牲。但并非所有世界的成长背后都有这样的一群人,都需要付出这样的代价和牺牲。
      但愿若干年后,我们国家不会再有这样一个特殊部落。如果历史要为中国今天的辉煌成就保留若干辛酸的细节做小小的注脚,也许我们该感谢杜斌这样的人,这位供职于《纽约时报》的记者,几年来一直用镜头跟踪上/访者,留下他们的影像,记录了一个与我们平行的世界,——他们与幸福、安宁、甜蜜、成功、美满无缘,他们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繁荣与富裕无关,他们生活在一个我们陌生的世界,我们隔壁的中国。



    01
        “我是个冤死鬼。”

      时间:2002年12月2日
      地点: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街头
      上/访者:黑龙江省伊春市44岁的教师张永印
      他哭诉警察霸占了妻子,打残了他的双腿。上/访抗议时,他就穿上自己缝制像鬼穿的白衣,上面写着他在人间的屈辱。



    02
         183次托生为人

      时间:2002年4月
      地点:北京村
      上/访者:孙传明,81岁
      因儿子在1983年的“严打”中被处决,认为儿子被冤杀的孙传明20年来京上/访183次,先后被北京一个信访办强制收容152次。滞留北京时间最久、上/访村资历最老的他说,“官司打不赢,北京就是我的娘胎。”



    03
         “请你帮我跟美国政府要一个USA国籍”

      时间:2006年6月16日夜
      地点;北京上/访村
      上/访者:刘藩恩(左三),68岁。
      42年前他退伍回乡时发现户籍被人顶替,1991年他的父亲在为他上/访途中被杀害。探访他的是两届普利策奖得主、《纽约时报》专栏作家Nicholas D. Kristof(左一)。



    04
        陈光诚和他的盲人兄弟

      时间:2002年8月2日
      地点:山东省临沂市沂南县农村
      32岁的盲人代表陈光诚(戴墨镜者)以及一群农民残疾人。



    05
         “见谁都想跪”

      时间:2003年4月
      地点:北京市朝阳区一家报社门前
      上/访者:甘肃省下河清农场吴秀英。
      56岁的寡妇吴秀英生来几乎就是给人练手用的“靶子”。20年的上/访史,是饱受毒打、收容、遣送、拘留、扣押、刑求、罚款和性骚扰的屈辱史。吴的胸、肋骨折断过若干次后“有些拽不起身子”;她的膝盖下跪过若干回后“见谁都想跪”。在拍摄此照片前她刚刚在最高法院门前遭打。



    06
          盐腌的证据

      时间:2002年12月1日
      地点:黑龙江省伊春市某山林
      5年来,清洁工于振洋(右一)每周都要若干次到山林中妻子尸体秘密的掩埋处撒食盐和浇盐水。他的妻子在1987年被警察传讯后死在离派出所15米远的男厕所坑池里。法医称是自杀溺死。因为妻子尸体上多处伤痕,于怀疑妻子是被谋杀。
      于振洋以食盐将妻子的尸体腌着,悄悄埋到山林内作为证据储存。“即使我到死,我知道,我的儿子将继续上/访的责任,”他说,“直到他也死。”



    07
        国家赔偿

      时间:2002年4月
      地点:北京村
      上/访者:孙偕文
      1982年以来,他惟一收获,是在上/访中捡来老婆和3个孩子。“老婆和孩子跟摆在屋前这排鞋子一样,都从垃圾堆里捡来,”他说,国家对他还算不薄。“好像是国家对我冤狱多年的赔偿。”



    08
          两对父子

      时间:2002年11月
      地点:北京村
      上/访者:李伟(左),于泉(右)
      他们都来自黑龙江省铁力市,因为各自不同遭遇,这两对父子在北京上/访村相遇。



    09
         一个人的冤墙

      时间:2004年1月
      地点:北京最高法院信访办
      上/访者:无名、无年龄
      来自地区:四川省南充市



    10
        上/访的终点

      北京上/访村上/访者墓地
      他们一次次往返于故乡与北京之间,虽然他们的愿望未能实现,但这一次,他们终于不用再奔波,可以停下来永远休息。


    作者简介:
    杜斌,生于1972年。山东省郯城县人。先在中国传媒做摄影记者,后为自由职业摄影师。曾在美国《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时代》(TIME)杂志、英国《卫报》(The Guardian)、德国《明星》(Stern)杂志等知名媒体发表新闻图片。现为《纽约时报》签约摄影师,供职于《纽约时报》北京分社。

    中国经济落后的借口

    1949-1955 穷的原因是我们在12白的基础上搞建设。

     

    1956-1958 我们正在跑想共产主义,已经不落后了。

     

    1959-1962 穷的原因是3年自然灾害,而且美帝封锁,苏共卡我们的脖子。

     

    1963-1965 穷的原因是刚受完自然灾害,我们正处于国民经济恢复阶段。

     

    1966-1976 在世界上我们是最幸福的国家的人民。我们再一次不穷了。我们还要支援亚非拉国家的人民的反帝独立运动,世界上还有2\3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等我们去解放。

     

    1977-1979 我们太穷了,我们的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原因是四人帮给我们造成的。

     

    1980-1989 穷的原因是人口太多了,得靠强制措施来进行计划生育。

     

    1990-1993 穷的原因是动乱导致的,还有就是人口还是太多。

     

    1994-1997 穷的原因是蒋介石跑到台湾时带走了大批黄金,所以台湾至今仍富,大陆仍穷。还有就是计生工作贯彻的不好,人口还是太多。

     

    1998-2003 我们和发达国家有差距,原因是人家建国时间比我们长得多,美国建国时间200多年,我们才几十年,所以我们可以永远比美国落后。还有就是计生工作贯彻的不好,人口还是太多。

     

    2004-2006 我们进入小康了,再一次不穷了。个别地区穷,是因为当地计生工作没有做好,当地人越生越穷,越穷越生。

     

    今后展望:

     

    2020-2030 我们仍穷,是因为以前的一胎化政策,导致目前劳动力太少,而社会上的老人所占比例太大,社会负担太重。

     

    2040-2050 我们仍穷,因为我们人口太少,导致社会需求严重不足,所以开工不足,国民经济滑坡

     

     

    现代社会体制导致上演逼良为娼

     2006年初的大年除夕夜,23岁的乡村女教师徐萍红了眼圈看着满桌一家人。父亲徐恩怀看着女儿显老的脸容,对三个儿子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将来你们日子好过了,一定不能忘记你们的姐姐。”这句话勾起了徐萍4年来的酸楚回忆。2002年春节期间,作为长女,她为了筹集弟弟们的学费和偿还家庭的债务而瞒着家人出去卖身。此后周一到周五在乡村教书,周六和周日到城市卖身,直至两年后道德的自责与身体的病疼行将压垮她时才停止了卖身生涯。
     
     
    看完这个新闻,真是欲哭无泪,让我们不得不声讨“逼良为娼现代版”的罪魁祸首。

    一、
    软弱的救济制度。徐萍之所买身,根本原因是家里实在太穷了,而对于如此穷困的家庭,我们的社会救济制度哪里去了呢?我们的民政部门是不是该脸红呢?你们如果给这个贫穷的家庭有那么一些关爱,善良的徐萍老师也绝对不会去卖身。
    二、高额的医疗费用。在报道中,徐萍老师的父亲积劳成疾的他还在1997年被切除了胆囊,后来肝功能也出了问题,欠了上万元医药费,可想而知,这简直是雪上加霜,如果我们的医疗保险制度跟上了,如果我们的平价医院实现了,无疑能够减轻她家的贫困,然而,没有,这应该让我们的医疗改革者脸红。
    三、昂贵的教育收费。从报道中,我们发现,让徐萍为难的还有弟的昂贵学费,这已经是个老话题了,可是我们的昂贵学费却老降不下来,我们的教育改革管理者不应该脸红吗?
    四、低廉的教师工资。可想而知,如果我们的徐萍老师是一个国家官员或者银行职员,或者税务干部,或者电力系统职工,那么,她也绝对不会走到这一步,为什么?因为这些行业的实际工资高,而且实在落实,其实,也正是因为教师这个低廉工资的职业收入让她无路可走。
    五、混乱的娱乐环境。混乱的娱乐环境为徐萍老师提供了机会,假如,没有这个环境,勇敢的徐萍必能找到更好的道路解决贫困,这种混乱的娱乐环境实在是一个悄然引导的罪魁祸首,我们的公安管理部门应该为之脸红。
    卖身女教师现象实在是我们一些社会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的恶果,我们必须透过这个现象,挖掘出这这些问题,下决心铲除,才不会有明天的其他卖身现象出现。